昭和帝国的“历史因子”

内容摘要：昭和帝国的“历史因子”,

侵华日军太阳旗，上有昭和十二年（1937年）12月苏州入城字样。图片来源：东方IC

“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1950年，47岁的汉娜·阿伦特几经波折来到美国。她在开始反思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灾难时如是写道。在拒绝盲目的“进步与毁灭”论调后，她强调需要一种新的态度来“理解”现实，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

无独有偶，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日本经历战败的鹤见俊辅于1954年创立“转向研究会”。他也拒绝用简单明了的道德判断阉割历史的复杂性。“如果我们将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发生的转向现象，一律都以‘背叛’的恶名统称的话，我们就会丧失从谬误中发掘真理的机会。我认为研究‘转向’的价值在于，错误中包含的真实部分，比真实中包含的真实对我们更为重要；当然，前提是真实中真的存有真实的话。如果我们能对错误中包含的真实，更用心地加以深入定义，我们就能具备通过错误探寻真理的方向感”。

换言之，他认为昭和日本的法西斯悲剧，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渊源。如何揭示这一段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不是将漂浮于结构之外的“历史因子”回收进主流叙述中去，而是以此为契机重新反思结构本身的妥当性与正当性——成为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课题之一。

在王升远教授（以下称作者）的新著《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中，鹤见俊辅既是其研究对象，也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二者的关联性是不言而喻的。战败初期，与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寻找近代”的宏大叙事相比，鹤见俊辅非常关注庶民文化的形成。

《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

例如，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属于平民文化的漫画、相声、通俗小说等等，对“日常”充满好奇心。作者亦感慨道，“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看过太多的精英名作、英雄故事、巨擘伟业”，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未引起历史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因此“在细节层面读出史料文献所负载的历史信息，从底层世界、周边视角……去发现被宏大战争史、文学史叙事遮蔽掉的‘人’”显得尤为重要。

在新著中，作者通过在北平的青年文人立野信之与尚未建立公共卫生体系而堆积在路边的“粪便”来观察战争期间两国的关系，正暗合着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与大肆宣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相反，立野信之在1940年代在北平所见之日本人着实令人“厌恶”。

“试站在东单牌楼……看看乘着洋车而过的日本人，就会知道那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穿着恶俗、 穷酸、贼眉鼠眼，如同小偷一般的日本人”“你常会不禁叹息：这是日本人吗？……在洋车上像青蛙般张着大腿的、贫弱的日本人那傲慢的架势，真不是让人欣赏的风景。很遗憾，不论体格、服装还是行仪，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贫弱”。

在这段感慨中，立野对帝国的“颜面”充满焦虑。在这里，侵略者与被统治者存在着某种倒错关系。日本人不仅对“西洋人”，甚至是对“中国人”都劣等。事实上，自西洋的“体质人类学”传入日本以来，他们很快就发现，日本人的确不仅比西洋人，甚至“比中国、朝鲜人还要矮小”。在某种意义上，此后这种体质上的劣等感与精神上的优越性是同步增长的。

最具象征性的场面应该是在朴茨茅斯和约谈判中，身高156厘米的日本的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与182厘米的俄国总理维特伯爵谈判。按理说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的日俄战争应该是种族主义神话破灭的最好证据，但给人的观感却是完全相反的。日本人的胜利反而助长了“黄祸论”的蔓延。这对日本人精神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立野是在1900年夏天来到北京，他也许有另一种感慨。在八国联军中，德国与俄国，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耸人听闻。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

但时过境迁，时任第2师团长的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感慨，“本事变爆发不久……此次事变爆发后的日本军将兵之行动，（与上次比）简直判若两人”。

残暴的日本、猥琐的日本平民，正是立野在战争现场目击的画面。他自告奋勇地提出了解决之策。“我主张……一、没有两万元以上存款者不许来中国，二、男人身高五尺二寸、女人身高五尺以上，容貌和风采上都不会给他人带来不快观感者。……如此规定的话，日本人来到中国就不会做些不体面的勾当，看了走在路上的日本人，才会给人以日本人是绝不劣于西洋人的优秀人种之感，让人发自内心地敬服日本人”。

或许立野只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殊不知这种让他看来“发自内心地敬服日本人”已经被有计划地大规模派往了美洲开展拓殖工作。来到中国的日本移民团，都是被挑剩下的，连卖春妇亦是如此。这也让他感到尴尬：与中国年轻女子舒展匀称、端丽可人的健美身姿相较，“来到北京的日本女人之疲弱”形貌让立野感到焦虑，她们“臂短腿短，刚愎自负地走路的样子，只会让人意气消沉。日本的年轻姑娘基本都穿西装——接客的女人多数穿和服或中国服饰——由于还远未能适应穿着西装的感觉，因此坐在洋车上多是一副邋遢的样子”。

与此相对的，在鱼龙混杂的北京，其卫生状况也时常被人诟病。很多日本人来北京的第一感受，就是“大便满地都是，臭气熏天”。1899年底，内藤湖南就表示“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1921年，芥川龙之介在上海豫园也看到了“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在彼时，“卫生”通常被视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现代性的标尺，因此，映入这些日本人眼帘的，不仅仅是污垢，同时也是不文明——野蛮的象征。

近代卫生的观念首先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随着欧洲公民社会的兴起，各国都建立起相关的公共卫生系统以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传染病，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的健康。日本于1870年代末期也开始学习欧洲，但是是出于相反的理由。此时的日本是为了征兵的需要，以及夺回不平等条约下的海关港口检疫权。换言之，卫生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的一环。

正如首任卫生局长长与专斋（1838-1902）明确指出的一样：卫生的目的不是“个人的愉悦享受”，而是为了“锻炼身体”“提高士兵的斗志”。据William Johnston考证，长与刻意将德文Gesundheitsphlege翻译成为“卫生”也是特指“管制生活”之意。

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疾病预防手段的发展有助于产生新的权威，并执行强有力的国家动员。福柯曾以“生物权力学”（Biopower）的概念解释之。在他看来，近代的解剖学、生物学等知识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十八世纪发现的细菌学以“科学”的权威性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力量。新的公共卫生技术，从疫苗接种到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为个人以及更大的团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力。

日本在国内设置完备的公共卫生系统后，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将其扩张至国外。1901年，片山国嘉、近卫笃麿与北里柴三郎一起创立“东亚同文医会”，其表面目的在于，“对中国与其他亚细亚诸国，普及医学、药学以及相关技术，保护庶民健康，救济贫苦，深化彼此友谊，且进而发展诸国文化”。但实际目的却如新渡户稻造一语道破的一样，“殖民事业之目的在于国家或民族发展，其理想在于人道，其基础在于医学与卫生”。此时的“卫生”，已成为殖民主义扩张的“合法性”来源。

如果仅有此番画面，那按照日本的逻辑，落后的中国接受先进的日本似乎是理所应当。但作者的新著显示，这种“神话”叙述仍需进一步推敲。1939年7月，高木健夫担任北京《东亚新报》的主笔期间，他就观察到，“不卫生”恰恰是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女人散步时留下的大量卫生纸像花一般散留在地上。只有日本人会使用花形的纸片，而这些纸片又散落在天坛内外，为日本女性面子计，真让人感到可悲。日东君子国的人们啊，拜托你们别忘了天坛里面就有厕所！古时的中国人认为天坛正是天谴降下的正宗之处。敬畏天谴吧！……来吧，掏出四毛钱，到里面去解手吧！”虽然高木的话是为了保留帝国的“颜面”，但对于重新思考战争期间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不无裨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都有一个“极端化”的过程，即霍布斯鲍姆所谓的“短暂的二十世纪”的开篇。1930年代起，全世界都在向“右”转。在中国，蒋介石的民族主义革命即是其中一例。同时期，德国也颁布了依据总统紧急令的统治（《魏玛宪法》第48条），1931年英国出现了“举国一致内阁”，蜡山政道所谓的“宪法上所允许的最大程度的独裁”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亦是如此。但与前者相比，日本帝国的转换仍然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从“大正民主主义”转向“昭和法西斯”之迅速、之彻底、之极端让人觉得困惑。

Andrew Gordon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于帝国体制本身，即在1930年代，日本为了“维持正式和非正式帝国的努力在海外引发了抵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抵制，削弱了文官政党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威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帝国制度本身的变质”，“在国内也导致了工人与佃农越来越激进的反抗”“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同样削弱了政党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作为灵丹妙药，与帝国体制作为强有力的象征，帮助以及新兴的官僚阶层向民众展示出他们作为天皇的仆人的可靠性。他们由此获得了上的优势”。对此，Gordon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Imperial Democracy），即“民主”被当成帝国的统治手段被提出来了。按照松尾尊兊描述来说，实施“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反而加速了日本对外扩张。

这一时期，日本与海外（半）殖民地的关系尤为重要。但正如作者在新著中指出的一样，这一点恰恰被国内学界忽略了，很少有人关注“海外中国学家（汉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言论和创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影响了中国、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

在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思想方面，亚细亚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基轴”。按照中岛岳志的看法，亚细亚主义一共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为了日本安全保障而将亚细亚诸国视为是一种政略空间，以获取资源为主的“政略的亚细亚主义”；其二是为解救国内苦于封建制度压迫或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亚细亚民众而形成的“抵抗的亚细亚主义”；其三是作为一种亚细亚理论与“近代的超克”等问题相互缠绕的东洋哲学，即“思想的亚细亚主义”。

中岛的定义考虑到了亚细亚主义的歧义性，值得参考。但就古典意义而言的亚细亚主义，应该是子安宣邦所指认的，那是一种“将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及亚洲诸民族的变革予以共时性或者联动性思考的活动者的立场”。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何参与辛亥革命全过程的北一辉会认为“中国的革命即是日本对中国政策的革命”。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的变革并不是与身为日本人的自己无缘因而疏远之的。他们将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家民族主义变革视为亚洲变革之起始，认为中国的民族变革将与新的日本民族变革形成联动”。按照作者的说法，他们是“内在于中国”的人。

在昭和时期，当日本国内的困局无法打开之时，此时的亚细亚主义者，不论是看上去多么左翼的橘朴，还是多么右翼的北一辉，都在致力于通过中国（“满洲”）改变日本国内的构造。当然，他们都失败了。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的悖论。石田雄认为，反而是海外殖民地的“竞争性忠诚”加剧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帝国化的统治程度。例如宫城遥拜，对媒体的管制，监控反抗分子的警察体制等都是首先出现在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再通过殖民地官僚调回内地任职，把这些统治手段引回日本国内的。

半数的朝鲜总督最后都官至内阁总理大臣，殖民地的高级官僚出任国内的警务局长、警视总监、警保局长的也不在少数。就这个意义而言，殖民地更鲜明地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亚细亚主义者对他者的浪漫想象适得其反。

1945年8月15日，昭和帝国灰飞烟灭。战后的日本正如野坂昭如所描绘的一样，“大阪焦土上唯一闪闪发亮的，便是美国大兵扔下的银色口香糖包装纸”。在战败的初期，日本对法西斯的批判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一种是丸山真男所批判的那种军部与官僚的“无责任体制”，另一种则是大冢久雄所指责的“有点憎恨的大众”。指导者与民众似乎对立了起来。

鹤见俊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依明治时代建造者的观点而言，日本人应该让作为一个国家宗教的密教和显教部分的信徒分别接受不同的训练”“在小学教育与士兵的教育里，采用以日本国家神话为主轴的世界观；在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则采取以欧洲为范本的教育方针”。

将精英与民众分而治之，本来就是明治时期的特点之一，问题是如何统合二者。他认为，以日俄战争（1905）为界，此前的日本是由一批类似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样的“元老”来掌管国家的运命。他们凭借自己的判断在各种斗争中积累足够的经验管理国家。这种国家体制一旦建立后，随着“元老”一个一个的逝去，掌握权力的人就换成了陆军士官学校与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他们的权力与地位来源往往是根据“考试内容”而定，不论那是“欧美的知识”还是“帝国的神话”，只要填上“标准答案”便可“荣登权力的宝座”。

不仅如此，根据作者的研究，在极端环境下，“标准答案”甚至与性命直接关联。例如，哲学家木田元于1945年4月初到中旬在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接受教育，他发现在那里，第一年的时候，班级的座位是按照假名排序的，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按照前一年的成绩排序，而这又将决定毕业后的去向。“比如，第一名去海军省，第二、第三名乘坐航空母舰或者战舰，其次是巡洋舰或驱逐舰，再往后去航空队，再往后就只能是潜艇了。倒数第一恐怕连船都乘不了，去陆战队，当敌方的战车登陆的时候，多半会被命令抱着地雷什么的来个挺身而出。”甚至有人说，可以根据成绩计算出毕业后的寿命。木田特别强调，数学成绩尤为重要，若这一科不够优秀，则性命堪忧。

“标准答案”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从这一点回过头看永井荷风在战争期间的“独立精神”与“淡泊名利”，能守得住知识人的“底线”，的确是难能可贵。但若要将此归结于他的“开阔的世界主义文化视野和崇古趣味”，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斟酌。